四八三章 设立商业司
“主公,您要恢复告缗令?”糜竺惊疑不定的看着王羽,话语中带着颤音。
华夏明一贯趋于内敛,而非扩张,不是没有缘由的。
自从秦始皇横扫,一统天下后,一个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就诞生了。于是,如何让这个帝国长治久安的问题,也浮出了水面。
从明太祖朱元璋的经历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治理天下,往往比打天下更难。秦国的兴衰,似乎同样也验证着这个规律。
单以对商人的处置来说,无论是变法求强的商鞅,还是雄材伟略的秦皇汉武,都没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。
商鞅的办法是重农抑商,拼命削弱商人的地位,污辱其人格,突出者如不许商人作官,不许商人乘车马、衣丝绸、置土地,以打击商业。
嬴政基上算是商鞅的忠实信徒,统一天下后,他将商鞅的抑商政策推广至全国。汉武帝则比两位前辈更狠,他直接推出了告缗令。
告缗是算缗的延伸,以后世的观点看来,算是一种财产税。简单来讲,就是官府对商人的财产进行清点、核算,然后编造名册,作为征税的依据。
这里说的财产,包括家里的钱财、货物,车船交通工具等等。反正只要是商人,家里又没有官吏、三老、戎边军士在,就要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缴纳重税。
因为税率很高,所以商人们千方百计的藏匿财产以避税,汉武帝的对应之道是鼓励告发。他命令杨可主管其事,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,就是被告发者将会遭受没收财产的出发,告发者则能得到账款的半数。
这个政令是抑商政策发展到极致产生的怪胎。基上和抢钱是一个路数的。作为商业世家,糜家对告缗令这种怪胎自然是深恶痛绝的,没想到一向主张农工商并重的王羽突然提出了这个,饶是糜竺城府不错,还是一阵心惊肉跳。
“告缗令?那是什么?”王羽是个历史小白,对这么深奥的东西当然一无所知。
看到他的不似作伪,糜竺这才放下了心思,简要将这项政令解释了一遍。
“原来如此。”王羽不得不感叹,古人其实一点都不笨。后世总觉得古人重农抑商,纯粹是观念问题,实则不然。汉武帝手段是很厉害的,只是国家太大,他实在找不出既能让国家从商业中受利。又能细水长流的征税办法来。
“这种办法当然不能用。”王羽摇摇头,宽了糜竺的心。
告缗令比杀鸡取卵的还要糟糕,这项法令的最终结局,就是把民间的商业一棍子打死,使得商人与地主、官僚合流,催生出了大量官商,最后变得形同虚设。国家和百姓都无法从商业活动中受利。政府财政日渐窘迫,民间的贫富差距也拉得越来越大。
抛去大航海时代那些或浪漫,或惊险刺激的色彩,其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竞赛似的。展开的一场全面商业扩张。王羽的青州新政正是以此为蓝制订的,想以此来主导华夏未来几百年,乃至上千年的格局,又岂会如此急功近利?
商业是让财富流通起来的唯一途径。而财富这种东西就像是水,流动起来才会越变越多。一潭死水只会逐步消亡。
“只要制订合理的税率,算缗这种方式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吧?”华夏历代雄主都没法解决的问题,王羽当然也没办法轻易解决,他只能尽量提出合理的方式。
“可是,商人趋利,若没有人告发,也不严加监督,就算登记造册,登记到的数值恐怕也不可靠。税率来就低,再被人偷税漏税一番,各地衙门劳师动众收取的税款,说不定会得不偿失。”
国渊是个很标准的华夏读书人,他对商业的理解,不比商鞅高多少。他总觉得鼓励商业是不务正业,虽然战时可以享受到一些便利,可等到战争结束,商业终究还是得退到次要位置,将国策导回重农的正轨。
在他看来,王羽之前的政令,应该就是为此而做准备的。
王羽将商人和官僚区分开来,严令官员以及官员的家族不许经商,在战争中又欠了糜家大笔的债务,无疑就是打算日后用官位,偿还糜家的欠债。
因此,国渊对商业变法一直没怎么在意,可今天看来,主公似乎很认真的在讨论建立商法的可行性,他就不得不打起精神,好好的给主公泼几盆冷水了。
“子尼所言甚是。”王修附和道:“商人盈利,不在于在家守业,须得在外奔走经营。若其有心避税,大可常年在外不归,如此一来,他家乡所在之地,又如何统计其经营所得?令其完税?”
青州的幕僚之中,内政方面,除了田丰,就以国渊、王修的资格最老了,这俩人一开口,说的又是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观点,气氛顿时为之一变。除了田丰之外,其他人都在点头,跃跃欲试要发言的人也不在少数。
糜竺见势头不对,连忙出言反驳:“连高祖都说:富贵不还乡,如锦衣夜行。商人餐风露宿,担惊受怕的在外奔波劳碌,还不是为了煊赫家门?岂有为了避税,就不回家的道理?”
“再说,除了我青州之外,其他地域无不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之策,主公对商人之恩,如同再造,就算商人再怎么重利轻义,也不可能全无触动吧?商人也是人,或许有些势力,但绝不尽是狼心狗肺之人!”
王羽入主青州的时间来就不长,在内政上下功夫的时间更短,目前幕府之中,除了糜家兄弟之外,就只有关宁是商人出身的了,其他的都是传统的士人。
后者初来乍到,作为建筑师和包工头。这些天几乎连睡觉都在工地上,无暇也没资格来参与议政。而糜竺知道弟弟坏事的领远强过正面作用,也没带他来现眼,以至于这一刻显得相当的势单力薄。
“子仲先生以人性善立论,身就存在问题;以施恩望报来期盼他人,更有缘木求鱼之嫌,非立法之基也。”
作为降臣,审配一直很自觉,在议政时很少发言。只是带着耳朵来听,不过,他毕竟不是个全无想法之人。先前的几次,基都是王羽在说,光是消化听到的那些新奇的理念。就够审配忙活的了,今天王羽显然更倾向于让所有人各抒己见,审配自然不吝于发言。
他的发言角度,与国渊等人不同。因为他是法家信徒,崇尚的是人性恶,主要反驳的也是糜竺说的人情世故方面的论据。
“如果不回家就可以省下更多的钱,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离家在外。如果缴税是为了酬恩。那么,商人们想必会给恩情标上个价码,等到还完了,他们再逃税。心里就没什么可过意不去的了。”
糜竺语滞。国渊等人是从重农抑商的角度提出意见的,他自然要据理力争,哪怕摆功劳和资历也在所不惜;可审配是从立法实施的角度上来说的,其中牵涉甚多。他一时间哪里想得清楚?
“那……那你说此事该如何处置?”
审配一板一眼的说道:“别无他法,只能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。将主公提议设立的商业司从地方官府中独立出来,与地方政府配合,却不完全受其约束,专门对各地的商人进行管理,收缴税款,惩罚奸商。”
“可是这样一来,人力成就太大了。”国渊、王修都是眉头紧皱:“人员往来,消耗已是不小,依照正南所说,往来各地的还有大量的资料,并且在商业司中,还要有大量擅长算筹的吏,就为了区区商税,如此大动干戈,是不是有些因小失大呢?”
他们质疑的对象是审配,但眼睛看的却是王羽。
“另外,”一直不动声色的田丰也开口了:“如果真要建立商业司,刑律方面也要跟进,若不然,就算商业司运作正常,也无法阻止少数奸商向官员行以贿赂,令后者损公肥私。”
人多计广,在场这些人都是才智高绝之士,虽然各自所持的观点和理念不同,但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下来,倒是把商业税的相关种种,都说到了。
让王羽自己回忆,一时三刻还真就搞不定,现在被众人这么一讨论,他的思路也是渐渐清晰了起来。
等众人说的差不多,提不出新的意见了,王羽竖起一根手指,意味深长的说道:“要获利,就必须得投入,所以,商业司的建立势在必行。子尼几位的担忧固然有其道理,可你们却忽略了一件事,那就是你们判断商业税规模的标准,是从前,实行抑商政策的从前,而不是商业全面发展的今后!”
国渊的眼神透露出了一丝茫然之色。商业大发展是什么样的,他完全想象不出,因为历史上没有可借鉴的例子。
以糜家为例,没错,东海糜家是天下闻名的巨富,在河北大战的后勤供应上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可有谁知道,糜家这些家业,是几代人的努力才造就出来的呢?
答案是五代!
一般来说,二十,或三十年就可以视为一个时代了,糜家的发达,可以追溯到东汉光武中兴时期。从一介普通豪强,取得了地方官吏的职位,而后苦心经营,历经了一百多年,这才有了糜家如今的规模。
这是华夏的豪强通常的发迹模式。
看似庞大的财富,如果分散到一百多年当中去,其实也算不了什么。糜家对青州的支援,作为厚积薄发的一种政治投资很给力,但若是换成王羽主张的交易税,将军府能从糜家得到的财富并没有多可观。
糜家尚且如此,中原虽大,又有几个糜家呢?
所以,国渊并不是很看好王羽劳师动众的计划,他认为,除非像汉武帝那样狠捞一笔,否则这个所谓的商业司,只会造就一群赘员。
现在,突然被王羽问了这么一个问题,他自然无法回答。
见国渊不能答,王羽转向糜竺:“子仲,你觉得呢?”
糜竺高声回答,表情语气中,洋溢着满满的信心:“如果没有从前的抑制,以我青州目前的态势,造就一个糜家,二十年足矣!若是海外的财富果然如主公所说,十年造就一个糜家又有何难?等到将来天下太平,大汉雄师旌旗所向之处,纵是一夕之间,出现糜家这样的巨富,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!”
现场一阵骚动。
幕僚们都被糜竺的话吓到了。
他们很少对商业加以关注,故而也没有很明确的概念。可对糜竺的为人,包括初降的审配在内,所有人都有着很深刻的认知。
此人眼光精到,魄力十足,为人颇有雅量,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普通商人的市侩。他说话,是靠谱的。他用这么肯定的语气说出来的话,就算无法完全实现,也不会差得太多。
若真有这么巨大的财富流通起来,那主公定的税率,不但不低,反而非常可观啊。
ps:注,三老:《汉书高帝纪上》云:“举民年五十以上,有修行,能帅众为善,置以为三老,乡一人;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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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夏明一贯趋于内敛,而非扩张,不是没有缘由的。
自从秦始皇横扫,一统天下后,一个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就诞生了。于是,如何让这个帝国长治久安的问题,也浮出了水面。
从明太祖朱元璋的经历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那就是治理天下,往往比打天下更难。秦国的兴衰,似乎同样也验证着这个规律。
单以对商人的处置来说,无论是变法求强的商鞅,还是雄材伟略的秦皇汉武,都没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。
商鞅的办法是重农抑商,拼命削弱商人的地位,污辱其人格,突出者如不许商人作官,不许商人乘车马、衣丝绸、置土地,以打击商业。
嬴政基上算是商鞅的忠实信徒,统一天下后,他将商鞅的抑商政策推广至全国。汉武帝则比两位前辈更狠,他直接推出了告缗令。
告缗是算缗的延伸,以后世的观点看来,算是一种财产税。简单来讲,就是官府对商人的财产进行清点、核算,然后编造名册,作为征税的依据。
这里说的财产,包括家里的钱财、货物,车船交通工具等等。反正只要是商人,家里又没有官吏、三老、戎边军士在,就要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缴纳重税。
因为税率很高,所以商人们千方百计的藏匿财产以避税,汉武帝的对应之道是鼓励告发。他命令杨可主管其事,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,就是被告发者将会遭受没收财产的出发,告发者则能得到账款的半数。
这个政令是抑商政策发展到极致产生的怪胎。基上和抢钱是一个路数的。作为商业世家,糜家对告缗令这种怪胎自然是深恶痛绝的,没想到一向主张农工商并重的王羽突然提出了这个,饶是糜竺城府不错,还是一阵心惊肉跳。
“告缗令?那是什么?”王羽是个历史小白,对这么深奥的东西当然一无所知。
看到他的不似作伪,糜竺这才放下了心思,简要将这项政令解释了一遍。
“原来如此。”王羽不得不感叹,古人其实一点都不笨。后世总觉得古人重农抑商,纯粹是观念问题,实则不然。汉武帝手段是很厉害的,只是国家太大,他实在找不出既能让国家从商业中受利。又能细水长流的征税办法来。
“这种办法当然不能用。”王羽摇摇头,宽了糜竺的心。
告缗令比杀鸡取卵的还要糟糕,这项法令的最终结局,就是把民间的商业一棍子打死,使得商人与地主、官僚合流,催生出了大量官商,最后变得形同虚设。国家和百姓都无法从商业活动中受利。政府财政日渐窘迫,民间的贫富差距也拉得越来越大。
抛去大航海时代那些或浪漫,或惊险刺激的色彩,其实那就是欧洲各国竞赛似的。展开的一场全面商业扩张。王羽的青州新政正是以此为蓝制订的,想以此来主导华夏未来几百年,乃至上千年的格局,又岂会如此急功近利?
商业是让财富流通起来的唯一途径。而财富这种东西就像是水,流动起来才会越变越多。一潭死水只会逐步消亡。
“只要制订合理的税率,算缗这种方式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吧?”华夏历代雄主都没法解决的问题,王羽当然也没办法轻易解决,他只能尽量提出合理的方式。
“可是,商人趋利,若没有人告发,也不严加监督,就算登记造册,登记到的数值恐怕也不可靠。税率来就低,再被人偷税漏税一番,各地衙门劳师动众收取的税款,说不定会得不偿失。”
国渊是个很标准的华夏读书人,他对商业的理解,不比商鞅高多少。他总觉得鼓励商业是不务正业,虽然战时可以享受到一些便利,可等到战争结束,商业终究还是得退到次要位置,将国策导回重农的正轨。
在他看来,王羽之前的政令,应该就是为此而做准备的。
王羽将商人和官僚区分开来,严令官员以及官员的家族不许经商,在战争中又欠了糜家大笔的债务,无疑就是打算日后用官位,偿还糜家的欠债。
因此,国渊对商业变法一直没怎么在意,可今天看来,主公似乎很认真的在讨论建立商法的可行性,他就不得不打起精神,好好的给主公泼几盆冷水了。
“子尼所言甚是。”王修附和道:“商人盈利,不在于在家守业,须得在外奔走经营。若其有心避税,大可常年在外不归,如此一来,他家乡所在之地,又如何统计其经营所得?令其完税?”
青州的幕僚之中,内政方面,除了田丰,就以国渊、王修的资格最老了,这俩人一开口,说的又是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观点,气氛顿时为之一变。除了田丰之外,其他人都在点头,跃跃欲试要发言的人也不在少数。
糜竺见势头不对,连忙出言反驳:“连高祖都说:富贵不还乡,如锦衣夜行。商人餐风露宿,担惊受怕的在外奔波劳碌,还不是为了煊赫家门?岂有为了避税,就不回家的道理?”
“再说,除了我青州之外,其他地域无不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之策,主公对商人之恩,如同再造,就算商人再怎么重利轻义,也不可能全无触动吧?商人也是人,或许有些势力,但绝不尽是狼心狗肺之人!”
王羽入主青州的时间来就不长,在内政上下功夫的时间更短,目前幕府之中,除了糜家兄弟之外,就只有关宁是商人出身的了,其他的都是传统的士人。
后者初来乍到,作为建筑师和包工头。这些天几乎连睡觉都在工地上,无暇也没资格来参与议政。而糜竺知道弟弟坏事的领远强过正面作用,也没带他来现眼,以至于这一刻显得相当的势单力薄。
“子仲先生以人性善立论,身就存在问题;以施恩望报来期盼他人,更有缘木求鱼之嫌,非立法之基也。”
作为降臣,审配一直很自觉,在议政时很少发言。只是带着耳朵来听,不过,他毕竟不是个全无想法之人。先前的几次,基都是王羽在说,光是消化听到的那些新奇的理念。就够审配忙活的了,今天王羽显然更倾向于让所有人各抒己见,审配自然不吝于发言。
他的发言角度,与国渊等人不同。因为他是法家信徒,崇尚的是人性恶,主要反驳的也是糜竺说的人情世故方面的论据。
“如果不回家就可以省下更多的钱,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离家在外。如果缴税是为了酬恩。那么,商人们想必会给恩情标上个价码,等到还完了,他们再逃税。心里就没什么可过意不去的了。”
糜竺语滞。国渊等人是从重农抑商的角度提出意见的,他自然要据理力争,哪怕摆功劳和资历也在所不惜;可审配是从立法实施的角度上来说的,其中牵涉甚多。他一时间哪里想得清楚?
“那……那你说此事该如何处置?”
审配一板一眼的说道:“别无他法,只能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。将主公提议设立的商业司从地方官府中独立出来,与地方政府配合,却不完全受其约束,专门对各地的商人进行管理,收缴税款,惩罚奸商。”
“可是这样一来,人力成就太大了。”国渊、王修都是眉头紧皱:“人员往来,消耗已是不小,依照正南所说,往来各地的还有大量的资料,并且在商业司中,还要有大量擅长算筹的吏,就为了区区商税,如此大动干戈,是不是有些因小失大呢?”
他们质疑的对象是审配,但眼睛看的却是王羽。
“另外,”一直不动声色的田丰也开口了:“如果真要建立商业司,刑律方面也要跟进,若不然,就算商业司运作正常,也无法阻止少数奸商向官员行以贿赂,令后者损公肥私。”
人多计广,在场这些人都是才智高绝之士,虽然各自所持的观点和理念不同,但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下来,倒是把商业税的相关种种,都说到了。
让王羽自己回忆,一时三刻还真就搞不定,现在被众人这么一讨论,他的思路也是渐渐清晰了起来。
等众人说的差不多,提不出新的意见了,王羽竖起一根手指,意味深长的说道:“要获利,就必须得投入,所以,商业司的建立势在必行。子尼几位的担忧固然有其道理,可你们却忽略了一件事,那就是你们判断商业税规模的标准,是从前,实行抑商政策的从前,而不是商业全面发展的今后!”
国渊的眼神透露出了一丝茫然之色。商业大发展是什么样的,他完全想象不出,因为历史上没有可借鉴的例子。
以糜家为例,没错,东海糜家是天下闻名的巨富,在河北大战的后勤供应上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可有谁知道,糜家这些家业,是几代人的努力才造就出来的呢?
答案是五代!
一般来说,二十,或三十年就可以视为一个时代了,糜家的发达,可以追溯到东汉光武中兴时期。从一介普通豪强,取得了地方官吏的职位,而后苦心经营,历经了一百多年,这才有了糜家如今的规模。
这是华夏的豪强通常的发迹模式。
看似庞大的财富,如果分散到一百多年当中去,其实也算不了什么。糜家对青州的支援,作为厚积薄发的一种政治投资很给力,但若是换成王羽主张的交易税,将军府能从糜家得到的财富并没有多可观。
糜家尚且如此,中原虽大,又有几个糜家呢?
所以,国渊并不是很看好王羽劳师动众的计划,他认为,除非像汉武帝那样狠捞一笔,否则这个所谓的商业司,只会造就一群赘员。
现在,突然被王羽问了这么一个问题,他自然无法回答。
见国渊不能答,王羽转向糜竺:“子仲,你觉得呢?”
糜竺高声回答,表情语气中,洋溢着满满的信心:“如果没有从前的抑制,以我青州目前的态势,造就一个糜家,二十年足矣!若是海外的财富果然如主公所说,十年造就一个糜家又有何难?等到将来天下太平,大汉雄师旌旗所向之处,纵是一夕之间,出现糜家这样的巨富,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!”
现场一阵骚动。
幕僚们都被糜竺的话吓到了。
他们很少对商业加以关注,故而也没有很明确的概念。可对糜竺的为人,包括初降的审配在内,所有人都有着很深刻的认知。
此人眼光精到,魄力十足,为人颇有雅量,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普通商人的市侩。他说话,是靠谱的。他用这么肯定的语气说出来的话,就算无法完全实现,也不会差得太多。
若真有这么巨大的财富流通起来,那主公定的税率,不但不低,反而非常可观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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