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百八十五章:伸冤
在魏癞子敲开博陵县寺的大门时,县令胡溥就在县署内看着政事堂总结的《各县分田若干问题》的邸报。
泰山军的造纸技术非常发达,除了成为一项重要的出口商品,它对行政公务的表达和效率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。
纸张在代替竹简后,文字的表达变得更加容易。所以很自然,为了将政事堂的政务充分向下面各郡县表达清楚,一种新的公文写作风格开始出现。
这种风格也常称为“政文”。
而现在胡溥手上拿的就是一份这样的政文,字数多达五万多字。在过去这字数都是一本书了,而现在却只是用来总结分田事物的一些经验。
以上的变化只是如今河北的一个小缩影,随着泰山军大力发展生产力,河北将会变得越来越陌生,但也会越来越生机勃勃。
胡溥现在就在用心学习这份邸报,因为这代表着政事堂对分田的最新态度和精神。
别看胡溥才十八,但已经是个老吏了,他知道事情办成是一回事,办得上面满意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胡溥在收到这份邸报后,就推掉了今天的公务,专门用来闭门学习。
而这邸报一看,胡溥果然收获良多,也明白了这次分田中其他地区的教训。
首先政事堂直接批评了常山国石邑的县令,训斥其对分田政策的执行一拖再拖。
这件事胡溥也有了解。
这位石邑令是一位降吏,之前是在河内一带做吏。在奉命押解军粮给前线的汉军时,被泰山军给俘获的。
其人,后来为政表现好,就外放到了新定区的石邑做主官。
这名石邑令在了解了石邑当地的情况,就回书给常山国相张南,就表达一个意思:
“我石邑的情况比较特殊,县内并无豪强,所以无田可分。”
这是怎么回事?
原来石邑大部分县域处在太行山之内,好年景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山民出来卖些山货,但随着天下大乱,整个太行山都成了盗贼和流民的乐土。
在这种混乱和衰败的背景下,石邑大部分的土豪都活不下去。不是自己被劫掠了成了赤贫,就是带着宗族迁移别处。
再之后,黄巾起义,为了供应朝庭的北部大军,常山国又加重了税赋和劳役。这种情况下,那些山外的小民也开始入不敷出,结队逃往山内。
那名石邑令的报告是:
“石邑之难,非在土豪,而在安民。民不安,纵然有土又能如何?”
其实石邑的情况并不是孤例,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河北地区的普遍状况。
幽冀诸县本就常年受胡人袭扰,又需要负担北疆边防的称重税赋,生活普遍就艰辛。
之后又爆发了近三年的河北黄巾大乱,地方各郡守的压榨就更加凶猛。
在这种环境下,只有如博陵崔氏、诸刘姓王,以及其他做到两千石以上的右族才能置身事外,甚至还在战乱中获得了较大的发展。
那些破产的土豪、地头的田土、人口、坞壁都是被这些豪族给接收了的。
所以现在石邑遇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
上面要分豪强田,但举目一看,别说豪强了,就是人都见不了多少,都跑进山了。
而剩下的那些还留在山外种地的,说白了人家还是支持你泰山军、相信你泰山军能恢复生产的。
你这个时候再去分人家的田,这些人也要跑光。
所以,这名石邑令才会给时任常山相的张南上文,讲了石邑的“贫者固贫,富者不富”的特殊情况。
最后,他还希望张南改变分田这项政策,而将主要精力用在动员山民下山上。
毫无疑问,同样作为地方吏长的胡溥认为石邑令的判断是更加符合现在情况的。但是胡溥更加明白的是,分田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事情,它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
果然,这名石邑令在上文给常山国相张南后,就遭到了张南的训斥,其措辞也非常严厉。
张南是老泰山军出身,从苦里来,又随张冲马上征战数年。再加上他又是军队出来暂时做地方主官,所以在看到石邑令的上书后,反应非常大。
在他看来,石邑令就是故意阻挠分田政策。他张南要的是令行禁止,而不是来跟他讲什么特殊。
如果你特殊,那其他县也讲特殊,那这个分田还能不能分下去了?
张南可忘不了,当年河济根据地的董访就因为在这一块上讲了慈,才有了后面的河济暴乱。
要不然,他董访现在排位还会低在于禁下面?
所以不管从内心情况还是自己前途,张南都对石邑令的行为不能容忍。
于是他将自己的建议和这名石邑令的文书一起上交到了邺城,交于政事堂合议。
当时处理政事的度满在接受了这份上表后,做了这样的批复:
“石邑令的上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应了真实情况的。但这种情况下田土就要不分吗?从现在看,这并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。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,而是一个政治问题。”
在之后,度满参考张冲历次对分田的目的阐述,再结合自己对这个阐述的理解,写下了一篇雄文《分田论》。
这篇《分田论》的全文就附在邸报上,胡溥赶紧逐字逐句学习。
全篇先是阐述了泰山军在不同时期的分田政策。
最早在泰山地区的时候,这个时期的分田是最坚决的,就是没收一切土地,坚决在肉体上消灭豪强、地头。
这个时期分给黔首、徒隶的土地都是只有使用权,而没有所有权,同时禁止土地的私有买卖。在税收上保持三十税一的比率。
但这项策略在泰山周边地区实行还行,但一扩大到外部,就会全民皆敌。
因为很简单的道理,在这项政策下,没有一个群体会是受益者。豪强、地头自不用说,就是那些徒隶也不大拥护。
因为在泰山军治下,他们虽然税少,但还是没有土地。
于是,在张冲带着泰山军开始出山转战后,为了应对更复杂的外部环境,以及团结如胡母氏家族这样的盟友,泰山军的分田政策发生了转变。
从分一切土地变成了只分豪强土地、然后分给无地的黔首、徒隶。一开始这些土地还是在泰山军手上的,但后面随着泰山军开始经营莱芜一带,就将这些土地全部划归给了农户所有。
从那个时候开始,泰山军就一直维持这项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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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军的造纸技术非常发达,除了成为一项重要的出口商品,它对行政公务的表达和效率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。
纸张在代替竹简后,文字的表达变得更加容易。所以很自然,为了将政事堂的政务充分向下面各郡县表达清楚,一种新的公文写作风格开始出现。
这种风格也常称为“政文”。
而现在胡溥手上拿的就是一份这样的政文,字数多达五万多字。在过去这字数都是一本书了,而现在却只是用来总结分田事物的一些经验。
以上的变化只是如今河北的一个小缩影,随着泰山军大力发展生产力,河北将会变得越来越陌生,但也会越来越生机勃勃。
胡溥现在就在用心学习这份邸报,因为这代表着政事堂对分田的最新态度和精神。
别看胡溥才十八,但已经是个老吏了,他知道事情办成是一回事,办得上面满意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胡溥在收到这份邸报后,就推掉了今天的公务,专门用来闭门学习。
而这邸报一看,胡溥果然收获良多,也明白了这次分田中其他地区的教训。
首先政事堂直接批评了常山国石邑的县令,训斥其对分田政策的执行一拖再拖。
这件事胡溥也有了解。
这位石邑令是一位降吏,之前是在河内一带做吏。在奉命押解军粮给前线的汉军时,被泰山军给俘获的。
其人,后来为政表现好,就外放到了新定区的石邑做主官。
这名石邑令在了解了石邑当地的情况,就回书给常山国相张南,就表达一个意思:
“我石邑的情况比较特殊,县内并无豪强,所以无田可分。”
这是怎么回事?
原来石邑大部分县域处在太行山之内,好年景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山民出来卖些山货,但随着天下大乱,整个太行山都成了盗贼和流民的乐土。
在这种混乱和衰败的背景下,石邑大部分的土豪都活不下去。不是自己被劫掠了成了赤贫,就是带着宗族迁移别处。
再之后,黄巾起义,为了供应朝庭的北部大军,常山国又加重了税赋和劳役。这种情况下,那些山外的小民也开始入不敷出,结队逃往山内。
那名石邑令的报告是:
“石邑之难,非在土豪,而在安民。民不安,纵然有土又能如何?”
其实石邑的情况并不是孤例,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河北地区的普遍状况。
幽冀诸县本就常年受胡人袭扰,又需要负担北疆边防的称重税赋,生活普遍就艰辛。
之后又爆发了近三年的河北黄巾大乱,地方各郡守的压榨就更加凶猛。
在这种环境下,只有如博陵崔氏、诸刘姓王,以及其他做到两千石以上的右族才能置身事外,甚至还在战乱中获得了较大的发展。
那些破产的土豪、地头的田土、人口、坞壁都是被这些豪族给接收了的。
所以现在石邑遇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
上面要分豪强田,但举目一看,别说豪强了,就是人都见不了多少,都跑进山了。
而剩下的那些还留在山外种地的,说白了人家还是支持你泰山军、相信你泰山军能恢复生产的。
你这个时候再去分人家的田,这些人也要跑光。
所以,这名石邑令才会给时任常山相的张南上文,讲了石邑的“贫者固贫,富者不富”的特殊情况。
最后,他还希望张南改变分田这项政策,而将主要精力用在动员山民下山上。
毫无疑问,同样作为地方吏长的胡溥认为石邑令的判断是更加符合现在情况的。但是胡溥更加明白的是,分田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事情,它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
果然,这名石邑令在上文给常山国相张南后,就遭到了张南的训斥,其措辞也非常严厉。
张南是老泰山军出身,从苦里来,又随张冲马上征战数年。再加上他又是军队出来暂时做地方主官,所以在看到石邑令的上书后,反应非常大。
在他看来,石邑令就是故意阻挠分田政策。他张南要的是令行禁止,而不是来跟他讲什么特殊。
如果你特殊,那其他县也讲特殊,那这个分田还能不能分下去了?
张南可忘不了,当年河济根据地的董访就因为在这一块上讲了慈,才有了后面的河济暴乱。
要不然,他董访现在排位还会低在于禁下面?
所以不管从内心情况还是自己前途,张南都对石邑令的行为不能容忍。
于是他将自己的建议和这名石邑令的文书一起上交到了邺城,交于政事堂合议。
当时处理政事的度满在接受了这份上表后,做了这样的批复:
“石邑令的上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应了真实情况的。但这种情况下田土就要不分吗?从现在看,这并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。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,而是一个政治问题。”
在之后,度满参考张冲历次对分田的目的阐述,再结合自己对这个阐述的理解,写下了一篇雄文《分田论》。
这篇《分田论》的全文就附在邸报上,胡溥赶紧逐字逐句学习。
全篇先是阐述了泰山军在不同时期的分田政策。
最早在泰山地区的时候,这个时期的分田是最坚决的,就是没收一切土地,坚决在肉体上消灭豪强、地头。
这个时期分给黔首、徒隶的土地都是只有使用权,而没有所有权,同时禁止土地的私有买卖。在税收上保持三十税一的比率。
但这项策略在泰山周边地区实行还行,但一扩大到外部,就会全民皆敌。
因为很简单的道理,在这项政策下,没有一个群体会是受益者。豪强、地头自不用说,就是那些徒隶也不大拥护。
因为在泰山军治下,他们虽然税少,但还是没有土地。
于是,在张冲带着泰山军开始出山转战后,为了应对更复杂的外部环境,以及团结如胡母氏家族这样的盟友,泰山军的分田政策发生了转变。
从分一切土地变成了只分豪强土地、然后分给无地的黔首、徒隶。一开始这些土地还是在泰山军手上的,但后面随着泰山军开始经营莱芜一带,就将这些土地全部划归给了农户所有。
从那个时候开始,泰山军就一直维持这项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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